太小就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情况，如东莞市长安镇，年GDP达500多亿，常住人口66万，却仅是一个镇。

[5]健康首先是人的高度个体特征，还是生命的发展过程。王凌皞：《基因改造、人性与人类价值——辩护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类改进概念》，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例如，只要不伤害他人，我们是否应该接受人类改进权利的存在？我们是否应该发展人类尊严的概念并更好地界定其轮廓？我们是否应该加强法律和道德控制，以更好地鼓励进步，避免地下非法行为？我们是否应该尝试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类，人类的有益改进应该具备什么伦理框架？在具体的权利实现层面，或许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损害赔偿请求的问题，如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存在受试者和基因编辑婴儿两类受害人，如何分别在法律上确定请求权基础还是未解之题。[42]宪法委员会在1994年相关判决中指出，从人的生命开始就得到尊重的原则不适用于体外人类胚胎，[43]随后，法国法律进行了区分，对体内胚胎和体外胚胎进行了不同定性，指出体外胚胎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父母计划的对象，这一法律标准对体外胚胎的研究进行特殊保护。[27] 其三，在规范人类增强技术中贯彻风险预防原则成为法律规制的题中之义，但如何规制还需要达成共识。[11] 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健康权的教义体系还没完全建立。[53]参见王蔚：《宪法学视角下的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评析》，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

例如，若一个人希望接受健康肢体的截肢以安装仿生肢体，那么他的请求很大程度不被现有法律秩序接受。例如，部分人将逐渐用人工假体来补充甚至取代其健康器官。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综合执法的一种情形，意味着有关行政机关的罚款权已经转移给某一特定主体行使，[5]能够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只有一个，高额罚款权和管辖权也就不可能发生冲突。

其次，根据这一方案，没有高额罚款权的甲行政机关请求有高额罚款权的乙行政机关协助的前提是，甲行政机关知道乙行政机关有高额罚款权。仍以某公司销售标签不合格的货值8万元的某某堂松花粉片压片糖果案为例，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对该行为适用的罚款区间为20万元至100万元，按照食品安全法第125条，对该行为适用的罚款区间为40万元至80万元，市场监督管理局若择一重罚，应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15]参见前引[1]，高铭暄等主编书，第316页以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法释〔1997〕12号）第1条规定：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处刑较轻，是指刑法对某种犯罪规定的刑罚即法定刑比修订前刑法轻。

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几乎没有异议。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且诉讼请求相反的除外。

若按第二种方法比较拟罚款决定中的罚款数额，由于70万元大于30万元，应当适用食品安全法第125条。[22]德国学者认为，在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上，司法机关的解释优于行政机关的解释。行政机关本应适用法定罚款额高的规定对当事人处以罚款，却适用了法定罚款额低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这看似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实则是罚款幅度的选择错误，属于效果裁量瑕疵。要求对某一违法行为只能处以某一类型的处罚，甚至处以某一个具体的罚款金额，显然过于苛刻。

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因此，在适用罚款数额高的规定时，也不能忽视罚款数额低的规定所要保护的法益。对择一重罚规则加以阐释，首先要回答择一重罚与立案在先是何关系，其次要找到识别罚款数额高的规定的方法，最后要解决的是人民法院如何判决的问题。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2页以下。

处罚法定中的法即行政法，而行政法规范向来较为分散。[23]参见前引[19]，李建良文，第114页。

在对效果裁量的解释上，司法机关应该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司法审查应秉持谦抑的基本立场。[15]借鉴刑法学的相关概念，行政处罚中的罚款也可区分为法定罚款、决定罚款和执行罚款，三者分别对应法律规定的罚款、行政机关决定适用的罚款和行政机关对当事人实际执行的罚款。

刑法的处理模式可以总结为：以考量法律规范为主，辅以考量当事人的犯罪行为，兼顾法律适用的精确和法律选择的便利。（2）被违反的数个法律规范法定最高罚款额相同时，比较最低法定罚款额。如果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有两个以上的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是指具体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有学者主张借助行政协助制度解决管辖权的归属问题，即借法执法，由最先立案却没有高额罚款权的行政机关，请求有高额罚款权却并非最先立案的行政机关协助，从而对当事人处以高额罚款。若协商不成，双方还可以请求共同的上级行政机关指定立案。也可以直接由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尽管该方案会使一些违法相对人逃脱罚款数额高的规定的惩戒，但这一不利后果是因立法多元和执法主体分散导致的。作出变更判决的目的是减轻当事人讼累，并从整体上降低解决行政争议的成本，但这些并非行政诉讼法的唯一目的，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也是行政诉讼法的重要目的。

根据效果裁量反推要件裁量，是在效果裁量和要件裁量之间循环论证的结果。综合执法也可以不设立新机构，而仅仅是由多个行政机关联合执法。

若按第一种方法比较罚款数额高低，就是比较40万元至80万元和20万元至100万元两个区间，此时需区分两种情形：（1）比较罚款幅度的下限，由于40万元大于20万元，适用食品安全法第125条，符合择一重罚的要求。假设结合具体案情后，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125条，可对当事人作出罚款70万元的处罚决定。

这是因为，行政机关适用法定罚款额低的规定作出罚款决定，仍然满足要件的该当性。随着综合执法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的推进，此种情形的出现概率会越来越低，其所需付出的制度成本也只是暂时的。对当事人处以较高罚款，能够实现较低罚款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较低罚款实质上是被较高罚款吸收了。人民法院作出撤销并责令重作判决后，市场监督管理局重新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对当事人处以罚款80万元。

在行政机关分头执法的情境中，如何解决高额罚款权与管辖权归属不一的问题，理论上可以提出三种方案。[26]因此，假如行政机关本应适用法定罚款额高的规定对当事人处以罚款，却适用了法定罚款额低的规定作出罚款决定，出于减轻当事人讼累、降低行政争议解决成本的考虑，可以将此种情形理解为效果裁量错误，允许人民法院作出变更判决。

法定刑较轻是指法定最高刑较轻。[2]参见熊樟林：《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模型论》，《法律科学》2021年第5期，第62页。

针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刑法上有丰富的制度资源可以借鉴。[16] 按照法定罚款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即只考虑不同法律规范确定的罚款幅度，以法定的最高罚款额作为比较项，确定罚款数额高的规定。

所依据的法律是刑法及其修正案，即适用规范集中。该行为既属于《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46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生产、经营的饲料、饲料添加剂与标签标示的内容不一致，也属于该条例第38条第3款规定的已经取得生产许可证，但未取得产品批准文号而生产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另据2000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加重对原告的处罚。二是必须采取行动或仅能以特定的方式采取行动（作为义务），如果行政机关拒绝或怠于采取行动，当事人可以提起课予义务诉讼或一般给付诉讼。

人民法院可以对明显不当的行政处罚作出变更判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无法直接套用德国法上裁量权收缩至零才能作出变更判决的教义。例如，某物流公司在集体所有的农用地上建造了占地91.42亩的物流仓库，[3]同时违反城乡规划法和土地管理法。

法律对于罚款的规定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要确定何为罚款数额高的规定，有时需要经过复杂的法律推理。总之，运用不同的比较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

进入专题： 行政处罚。一个行政机关如果在立案前知道另一个行政机关有高额罚款权，或者有高额罚款权的行政机关知道另一个行政机关已经立案，双方可以进行协商，最终确定由有高额罚款权的行政机关管辖。